孟绍原失踪了一个晚上，谁也没问他去了哪里。
问也没用，他是苏浙沪军统的最高长官，谁能过问他的事情？
只是回到总部的孟长官，为什么一脸的郁郁寡欢呢？
难道这一晚上，他遇到了什么不快乐的事情吧？
“报告。”
齐雪贞走了进来，向孟绍原汇报了一下工作。
孟绍原担任这个苏浙沪督导处处长的时间不长，各地军统都已经接到了任命通知。
波澜不惊。
军统在上海的局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有了这个孟处长的带领，大家不但没有任何意见，相反还有几分期待和兴奋。
也不是就这么一帆风顺的。
在苏浙沪，又陆续发生了一些叛变事件。
孟绍原实在有些无奈。
有英雄，很多。
也有叛徒，一样不少。
总是处置了一批，不用多少时候，很快又有一批冒头。
杀不完，杀不绝。
“重庆方面密电。”齐雪贞继续说道：“‘三号计划’开始实施，日本人已经派人来上海调查，希望上海方面全力配合。”
一听“三号计划”，孟绍原之前因为想念许媚导致萎靡不振的神情一扫而空，整个人都变得兴奋起来。
戴笠是个间谍奇才，孟绍原从“三号计划”中算是真正的见识到了。
就在今年，参与了汪精卫伪政府成立的今井武夫，制定了一个“桐工作”，但是这个桐工作，很快被军统方面获悉。
所谓的桐工作，即由今井武夫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准备诱和委员长的一个计划。
今井武夫也是被逼无奈，才制定了这个看起来有些异想天开的计划。
在他从日本回中国之前，特别去拜会了日本西本愿寺的住持大谷光瑞。
这个大谷光瑞，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和尚，而是身兼数职，尤其在日本情报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得到了日本军方的大力扶持。
他在中国西部，以访问日本佛教代表的身份，窃取了大量情报。
随后，他又得到了当时国父的邀请，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顾问。从此一直留在中国生活和工作。
当年，他还在上海近郊修建了一座“无忧园”，外表上看只是一所幽静的花园，但其内部设置有电台、发报机等，暗中从事着谍报活动。
抗战爆发之后，大谷光瑞担任日本内阁参议、内阁顾问，是日本政府中著名的鹰派代表，主张对中国采取最强硬的态度和手段，以闪电战术拿下整个中国。
在接见今井武夫的时候，大谷光瑞用严肃的口气对他说：
“如果你不能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就不允许你身穿军装到明治神宫去参拜！”
大谷光瑞的这一句话，让今井武夫如坐针毡，不知该如何回答。
此时的日本，正深陷中国泥潭无法抽身，朝野上下都蒙受了巨大的压力。
看到今井武夫没有吭声，大谷光瑞又继续说道：
“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就落到了你等情报人员的身上了！”
面对大谷光瑞这样强势的前辈，今井武夫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
于是，诱和委员长的“桐工作”就此诞生。
戴笠全盘获悉了桐工作之后，立刻天才般的制定了一个三号计划。
“三号计划”的核心在于，派出“要员”，和日方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利用谈判，迷惑日方，最大可能的为国民政府争取时间，准备下一次的决战。
这个计划，和孟绍原派出的“何平生”，拖延了日本进攻长沙的脚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戴笠最大胆，最富有想象力的一点在于，这个“要员”的名字叫：
宋子良！
委员长的小舅子宋子良！
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
问题来了，这个宋子良是宋美龄的哥哥还是弟弟？日本人根本弄不清楚。
的确有宋子良这个人，但问题在于，没人知道宋子良长得什么样。
只知道此人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很低调，基本不和外界接触，后来去了美国。
回国后，他没有和哥哥宋子文一样从政，而是选择了做生意。
借助着家族的金字招牌，他挂靠了很多公司的董事长。
其余的？一概不知。
谈判当天，出现在今井武夫面前的“宋子良”，四十岁左右，面容白皙，身材不高，英文说得很好，手里拿着一根雪茄，态度谦谨。
双方的谈判地点安排在了香港东北洋行进行。
中方代表为宋子良和张治平，而日方为了保密，今井武夫采用了东北满铁社员“佐藤正”的名字。
谈判期间，宋子良说出了安排委员长与坂垣征四郎的直接会面的可能性，而今井武夫则提出必须由坂垣将军、委员长和汪精卫，在一起共同协商参与的三方会谈。
就这样，一场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谈判，以一种类似中国传统黑帮讲和的方式展开了。
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今井武夫总感到哪不对劲？
宋子良作为一个谈判代表，怎么能轻易说出蒋委员长跟坂垣将军进行会面呢？
而此后发生的两件事，更加深了今井武夫的猜疑。
此次会谈同样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依然约定了下一次正式会谈的相关事宜。
首先，两国各派出三名代表以个人方式在香港举行一个预备会议，双方人员必须拿出各方领导人的委任状，并且经过双方各自确认无误之后，再约定正式会晤的事宜。
在接下来的会谈里，日方代表出示了由陆军大臣畑俊六和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开的委托证明书。
可是，中方出席的3名代表并没有出示委任状。第二天三人只拿出一份由国民政府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开的委托证明，而不是军方高层开具的委任状。
谈判进入尾声时，中方代表才拿出了由委员长签署的委任状和备忘录，上面还有军委会和委员长的印章。
但委任书上的宋子良却变成了宋子杰。
为了弄清事实今井武夫暗中调查了宋子良的档案记录，发现宋子良仅出生年月一项，就有1893年、1899年两种说法。
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今井武夫暗中拍摄下了宋子良的照片，带回南京交给熟人进行辨认！
本章已完成！
问也没用，他是苏浙沪军统的最高长官，谁能过问他的事情？
只是回到总部的孟长官，为什么一脸的郁郁寡欢呢？
难道这一晚上，他遇到了什么不快乐的事情吧？
“报告。”
齐雪贞走了进来，向孟绍原汇报了一下工作。
孟绍原担任这个苏浙沪督导处处长的时间不长，各地军统都已经接到了任命通知。
波澜不惊。
军统在上海的局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有了这个孟处长的带领，大家不但没有任何意见，相反还有几分期待和兴奋。
也不是就这么一帆风顺的。
在苏浙沪，又陆续发生了一些叛变事件。
孟绍原实在有些无奈。
有英雄，很多。
也有叛徒，一样不少。
总是处置了一批，不用多少时候，很快又有一批冒头。
杀不完，杀不绝。
“重庆方面密电。”齐雪贞继续说道：“‘三号计划’开始实施，日本人已经派人来上海调查，希望上海方面全力配合。”
一听“三号计划”，孟绍原之前因为想念许媚导致萎靡不振的神情一扫而空，整个人都变得兴奋起来。
戴笠是个间谍奇才，孟绍原从“三号计划”中算是真正的见识到了。
就在今年，参与了汪精卫伪政府成立的今井武夫，制定了一个“桐工作”，但是这个桐工作，很快被军统方面获悉。
所谓的桐工作，即由今井武夫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准备诱和委员长的一个计划。
今井武夫也是被逼无奈，才制定了这个看起来有些异想天开的计划。
在他从日本回中国之前，特别去拜会了日本西本愿寺的住持大谷光瑞。
这个大谷光瑞，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和尚，而是身兼数职，尤其在日本情报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得到了日本军方的大力扶持。
他在中国西部，以访问日本佛教代表的身份，窃取了大量情报。
随后，他又得到了当时国父的邀请，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顾问。从此一直留在中国生活和工作。
当年，他还在上海近郊修建了一座“无忧园”，外表上看只是一所幽静的花园，但其内部设置有电台、发报机等，暗中从事着谍报活动。
抗战爆发之后，大谷光瑞担任日本内阁参议、内阁顾问，是日本政府中著名的鹰派代表，主张对中国采取最强硬的态度和手段，以闪电战术拿下整个中国。
在接见今井武夫的时候，大谷光瑞用严肃的口气对他说：
“如果你不能尽快解决中国问题，就不允许你身穿军装到明治神宫去参拜！”
大谷光瑞的这一句话，让今井武夫如坐针毡，不知该如何回答。
此时的日本，正深陷中国泥潭无法抽身，朝野上下都蒙受了巨大的压力。
看到今井武夫没有吭声，大谷光瑞又继续说道：
“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就落到了你等情报人员的身上了！”
面对大谷光瑞这样强势的前辈，今井武夫明白，自己已经无路可退了。
于是，诱和委员长的“桐工作”就此诞生。
戴笠全盘获悉了桐工作之后，立刻天才般的制定了一个三号计划。
“三号计划”的核心在于，派出“要员”，和日方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利用谈判，迷惑日方，最大可能的为国民政府争取时间，准备下一次的决战。
这个计划，和孟绍原派出的“何平生”，拖延了日本进攻长沙的脚步，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而戴笠最大胆，最富有想象力的一点在于，这个“要员”的名字叫：
宋子良！
委员长的小舅子宋子良！
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
问题来了，这个宋子良是宋美龄的哥哥还是弟弟？日本人根本弄不清楚。
的确有宋子良这个人，但问题在于，没人知道宋子良长得什么样。
只知道此人在上海生活过一段时间，很低调，基本不和外界接触，后来去了美国。
回国后，他没有和哥哥宋子文一样从政，而是选择了做生意。
借助着家族的金字招牌，他挂靠了很多公司的董事长。
其余的？一概不知。
谈判当天，出现在今井武夫面前的“宋子良”，四十岁左右，面容白皙，身材不高，英文说得很好，手里拿着一根雪茄，态度谦谨。
双方的谈判地点安排在了香港东北洋行进行。
中方代表为宋子良和张治平，而日方为了保密，今井武夫采用了东北满铁社员“佐藤正”的名字。
谈判期间，宋子良说出了安排委员长与坂垣征四郎的直接会面的可能性，而今井武夫则提出必须由坂垣将军、委员长和汪精卫，在一起共同协商参与的三方会谈。
就这样，一场国与国之间的争端谈判，以一种类似中国传统黑帮讲和的方式展开了。
可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今井武夫总感到哪不对劲？
宋子良作为一个谈判代表，怎么能轻易说出蒋委员长跟坂垣将军进行会面呢？
而此后发生的两件事，更加深了今井武夫的猜疑。
此次会谈同样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但双方依然约定了下一次正式会谈的相关事宜。
首先，两国各派出三名代表以个人方式在香港举行一个预备会议，双方人员必须拿出各方领导人的委任状，并且经过双方各自确认无误之后，再约定正式会晤的事宜。
在接下来的会谈里，日方代表出示了由陆军大臣畑俊六和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开的委托证明书。
可是，中方出席的3名代表并没有出示委任状。第二天三人只拿出一份由国民政府国防会议秘书长张群开的委托证明，而不是军方高层开具的委任状。
谈判进入尾声时，中方代表才拿出了由委员长签署的委任状和备忘录，上面还有军委会和委员长的印章。
但委任书上的宋子良却变成了宋子杰。
为了弄清事实今井武夫暗中调查了宋子良的档案记录，发现宋子良仅出生年月一项，就有1893年、1899年两种说法。
为了弄清楚事实真相，今井武夫暗中拍摄下了宋子良的照片，带回南京交给熟人进行辨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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