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4章 新的时代

  鄜延路的首州,延州城。

  作为与西夏议和的大臣吕公著如今身在延州城中,与西夏使者大臣李清商量。

  在谈判之中,所有西夏使节都必须承认,吕公著是一位真正诚信可信之君子。他风度翩翩令人倍生好感。

  在吕公著与李秉常的书信往来之中,令西夏国君也相信对方是一位诚实可信的君子。

  李秉常在书信之中,还推崇吕公著为今之周公。

  吕公著歉然而不受,如此反而令李秉常和李清更加敬佩。

  双方使者在吕公著和李清面前草拟文书,这文书是以宋夏文字书写,最后成为正式国书。

  吕公著对李清道:“若是能达成和议,从此两家罢兵,令彼此百姓不再填于沟壑之中,真是功德无量。”

  李清心道,若是当初要不是梁乙埋反对,自己割让定难五州给宋朝,两边的战事早就结束。

  如今五州减去了三州,却也合情合理。譬如绥州大半本就为大宋所据,说是三州实为两州。

  李清道:“之前边衅皆系梁乙埋而起,令两家失和,坏了多少军马。今梁乙埋一去,方是百姓之福。”

  “吾主一直崇慕宋礼,只盼以后两家再无纠葛,永为世好。”

  一旁范祖禹道:“当初我与章丞相在太学同窗时,听他说过一句战争只是解决政治矛盾的手段。”

  “对于此言我如今深以为然。”

  李清一听就明白了这句话的意思。

  梁太后,梁乙埋之前党项制,内部好似养蛊般,斗争非常激烈。

  而李秉常,李清推行儒家,以及辽国不约而同地采取这等意识形态,说明维持国势从对外扩展转向对内稳定。

  党项发觉扩张不下去了,转而用儒治国。这是李秉常与梁乙埋,梁太后之间最大的矛盾,也是李秉常议和目的。

  李清知道范祖禹眼下之言道:“章公乃大宋最深谋远虑之人,没料到你是他太学同窗,值得李某敬佩。”

  范祖禹道:“不敢当。”

  两边使者将国书签订,李清吕公著各自在国书签下了自己名字。

  李清对吕公著诚挚地道:“真盼两家能从此罢兵,不再言武。”

  吕公著道:“天子仁德,视四海如一家,只要党项不再挑起边衅,两家必能和好。”

  在场宋夏使臣无比大喜。

  李清道:“咱们这就办交割三州土地之事。”

  吕公著依旧淡淡地道:“好的。”

  他遥遥望向远方,眼眸中有几分湿润。

  ……

  延和殿上。

  昔日此殿上王安石与司马光有一场经典的辩论,其中围绕着郊赐要不要发下去,进行了一场争执。

  司马光指责王安石横征暴敛。

  王安石则举出了桑弘羊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

  司马光说了天下之财都有定数,不在民则在官。

  王安石说可以取财于天地。

  这一次辩论可比当年盐铁之论,正式开启了熙宁变法。

  当时章越恰逢此会,提出了一个建议,让王安石司马光这场辩论不要局限在二人之间。

  当下两制,待制以上商量,不过此事雷声大雨点小。

  而今又到了延和殿上,众侍从们齐坐一殿,让章越如愿以偿。

  章越如今为史馆相,自是要监修国史,这不是虚职而是实职。

  从唐朝时便有宰相修史的传统,历史上利用修史引发政治事件不计其数。比如另一个时空历史上,司马光要‘以母改子’全面废除熙宁新法,而章惇则认为‘以子改父’不妥之间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为了配合‘以母改之’,旧党便拿神宗实录做文章。

  先是蔡确提举修史被罢,司马光继之,司马光死后,吕公著继之。

  当时苏门四学士秦观,黄庭坚等及范祖禹都参与修史,大肆批评熙宁之政,而新党这边陆佃和曾肇进行反驳。

  黄庭坚说对方‘盖佞史’。陆佃说对方‘诽谤书’。

  绍圣时,章惇为相看了神宗实录大怒,参与修史的官员都被他放逐。

  ……

  而今章越在延和殿,以监修国史为名目,召集众侍从询问熙丰之政国史如何编定的问题。

  众人列席后,章越道:“国史取舍,关乎荣辱利害,自北魏而起,修国史为重臣宰相之任,我自受命监修国史,不敢擅专,请诸位在此共议!”

  章越仍是如旧,不抛任何政柄,让你们自由讨论。

  可是章惇等看到孙觉,陈瓘,苏辙几副面孔时,都知道章越此番是来者不善。

  修史就涉及熙丰新政之论,孙觉率先提出议词,之后众人对同一事各说一词。

  众官员们就其对错,不免当场辩论起来。

  章越坐在上首默然听之。

  这样的辩经,自己年轻时为臣时,还是很喜欢的。有参与国家大事讨论的参与感。

  但如今则是很疲倦。

  这东西在百姓身上是价值观,放在国家身上则是‘国是’。

  他清楚地知道如果历史没有改变的话,后面会发生什么事?

  首先元丰中后期,因五路伐夏,及永乐城之战的缘故,官家决定在元丰末年调和一波,官家告诉蔡确,他要启用旧党,主动调和一下局面,补益新法,稳定政局,以免日后的政治动荡。

  官家对局面早就有所预料了,除了蔡确。这时候的章惇也很单纯,除了营救苏轼,他还道,刘挚自被逐,不复异论。人岂不容改过?

  当时刘挚、李常、孙觉等一直批评新法的官员,都已部分认同新法了。章惇认为这些人是可以抢救的。

  不过旧党没有领情,在元佑更化,几乎所有的新党都遭到清算。

  在更化之前程颢就很有预见性地说,其实只要朝廷将新法中弊端改了就好,不要搞区分党羽的一套,将新党全部罢去,但这需要有大魄力的人来办。

  可是宰相中司马光有这实力,但他这人太固执了,吕公著有这见识,却没这实力。如此朝政就完蛋了。

  程颢真是料事如神。

  元佑末年高太后看情况不妙,再这样下去新党以后肯定会对旧党也进行清算。

  她主动对新党大臣示好,称之元佑调和。可是当初打击新党打击得有多狠,后面的调和就显得有多可笑。

  高太后死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让章惇复相。章惇已知政治斗争的残酷,自己对旧党手下留情,旧党却没留情,甚至苏辙还捅了自己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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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对章惇说为相后千万不要报复。

  章惇答允了,但上位后对旧党之报复,比元佑时旧党对新党有过之无不及。

  有人说章惇是诈答应了,为相后暴露真面目了。不过章越想来,但宰相也是利益集团的代表,很多事由不得他。

  就好比作者写书,下面读者各种意见,使作者也没办法按自己心意来写。因为这是你的基本盘啊。

  章惇一则心底有气,二来没办法手下留情,与哲宗也脱不了干系。

  最后到了徽宗即位,又来了个建中之政继续调和。调成不成,蔡京就大搞元佑党人碑。

  有人说王安石要为宋亡背锅,因为是他开启党争先河。

  熙宁变法自王安石而起,只是贬斥异论出外,好像没什么问题。

  之后蔡确大兴牢狱,众人觉得有点不妥,但也可以接受。

  再之后高太后将蔡确贬死岭南,坏了底线,之后章惇所为更甚,到了蔡京直接祭出大招。

  从王安石,司马光,高太后到章惇,蔡京,好比一个人先斗嘴,然后吵架,再之后动手,最后拔了刀。

  你说哪个步骤错了呢?

  肯定是动手以后的步骤。

  党争一起不死不休。

  明亡于东林党。东林党何尝不是一群君子啊,可明光宗后这些人上台后都干了啥。

  还有一群变色龙,熙宁元丰时一个色调,元祐时一个色调,绍圣时又是一个色调。

  其中代表官员是杨畏,熙宁时是新党,元佑时是旧党,绍圣时又变回新党了,人送外号‘杨三变’。

  如今这位杨三变已是被御史检察里行,正在台上言辞正激烈地维护新法。

  期间还有比较中立的邢恕等出言,邢恕非常‘理中客’的样子。

  邢恕也是奇葩,元佑年时居然想调和新旧两党的矛盾,大家都给我邢恕一个面子,不要再吵了。

  结果第一个被贬出京的就是他。

  章越看着台下的章惇、林希、邢恕、杨畏、苏辙、陈瓘……

  历史上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都还没有发生。他们还不知日后那场党争的残酷,也不知道他们各自的命运会在党争之中扭曲到什么样子。

  章越看着台下坐在章惇身旁的林希,这位他与章惇,还有苏轼共同的好朋友。

  历史上章惇贬斥苏轼苏辙的诏书正是出于对方之手。

  林希写罢诏书,他掷笔在地大哭道:“从此坏了名节。”

  章越记得与林希,章衡当年在昼锦堂读书的日子,日后谁也没料到有这一幕。

  这时陈瓘起了身。为了陈瓘能有恰逢此会的资格,章越突击提拔对方为史馆修撰之职。

  陈瓘道:“方才所争的熙宁之政是非对错之别,其实不过是所处所见不同。”

  “天下之政便如乘舟一般,偏重而行可乎?或左或右,其偏一也。两边只有各安其位,明白这个,舟方可行。”

  “熙宁之政过于偏重,故我等商量稍稍补益,有何不可。”

  陈瓘说完故意目视章惇,章惇眉头一挑,他如何能忍得有人诋毁熙宁之政。

  他明知道陈瓘这是在向自己挑衅。

  章惇看着坐在上首安坐且一言不发的章越。

  他亦看出章越今日借着修史,把党羽尽派遣于此,便是制造声势要重定元丰国是。但他章惇何惧之有。

  任他一千人,一万人反对,他亦要维护熙宁之政。

  章惇道:“熙宁之政当年朝廷诸公一手亲定,抨击之人犹如奸邪误国。诸公,王舒公还在,便有人便要翻政本吗?”

  陈瓘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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